对六年前一起死刑辩护案件的再回顾

作者: 来源: 北京死刑辩护律师网 发布时间:2015年02月24日 点击数:

自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我们日常听到的都是同行和专家们众口一词的三个字:“刑辩难”。本人自一九九七年在安徽老家某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以来,倒是比较有幸地成功办理了一些刑事辩护案件。所以,对办理刑辩案件,反而一直还有不少难得的温馨回忆。但唯有一起法院指定辩护的拐卖妇女案,虽然我一如普通委托案件一样尽力尽责,结果却也无力回天!数年来我常常回顾这一起案件,它给我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很多的疑

问,很多的思考。

起诉书指控,张某拐卖了十二名妇女

大约是一九九九年的某一天,我接到地区中级法院指定我为一起拐卖人口案的第一被告张某辩护的通知。一看时间,只过两天就要开庭了。我赶紧去法院复印了本案的全部卷宗,一口气把数百页的材料连看了三遍,案情大致经过是:被告人张某在无锡打工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拐骗了十二名妇女到其老家,伙同其表哥(第二被告,六十多岁)及另一被告相继将她们出卖给他人为“妻”。后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将三被告抓获。根据指控,张某显然将等来的是死刑判决!

然而,将案卷材料看下去,我却发现了很多与指控的罪名相悖的事实:

一,有数位买“妻”者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提及:“人贩子”与这些女子在当地集镇上一起下馆子,一起住旅社,有时还一起打情骂俏。他们一起过得很潇洒,很张扬。所以,一有这样的女人来,我们就都知道了,就会去跟他们联系。

二,也有数位买“妻”者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提及:被卖来的妇女拿到钱后,先汇了一些回自己老家给父母,然后再从剩下的一部分钱拿出来给“人贩子”。上述情况在部分“被拐卖”受害妇女的笔录中也有印证。

三,从材料上看,十二名被拐卖的妇女竟只有两人承认是被“拐骗”来的。其中一X女称张某说要娶她做老婆,并骗她说其家里有楼房,来了以后才发现上当了。另一Z女称张某以带其到黄山旅游为幌子,被骗来了他老家这地方。其余十人在她们笔录的字里行间里找不到一点被“骗”的叙述。

四,其中一名“被拐卖”的妇女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回答的更干脆。

问:你知不知道张某带你去安徽干什么?

答:去找婆家。

问:在出发之前就知道吗?

答:当然知道。

案卷材料中还涉及到下列三个重要事实:

一是上述被“拐卖”妇女,一般是张某在无锡火车站广场揽瓦工活时结识的卖淫女,有的还有性病。有的是张某以帮助治性病为由搭识的。

二是自称被张某骗来做老婆的X女,又说张某骗其与之发生了性关系。该女的亲属称其有精神疾病,但卷宗中未见精神病学鉴定结论。

三是另一被“拐卖”的Y女称,她与张某在无锡搭识以后,张某将她带到宿舍强奸了她。与张某居住相邻的一妇女(张某的表姐)也证实:当时确实听到该女叫喊了一声。

我将上述几件关键材料一整理,马上意识到案件比原来想像的要复杂的多。通过对案卷现有材料的分析,我反复思考的是:

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拐卖妇女罪成立吗?

张某强奸行为能认定吗?

无罪?还是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

看守所里的会见

从号子里走出来的张某,个子不高,形象萎琐。一坐下来就说:他们是想找我要钱,我没有钱。要是给了钱,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问:谁找你要钱。

张答:派出所。

我问:谈谈案子情况。这些女的你是怎么认识的?

张答:我在无锡火车站广场揽瓦工活,这些女的是卖淫的。因为扫黄,他们的生意不好,然后就说好由我帮她们找婆家。

我问:你如何收钱的?

张答:没收多少钱。因为大家都熟悉了,差旅费、吃饭钱都是我先帮垫着。介绍好了得到的钱,把这部分扣除,也就没什么剩余了。不然派出所要罚款,我哪敢不给他们?他们一定是以为我赚了很多钱。

我问:X女是怎么回事?

张答:这个女的是跟家里生气跑出来了,因为不是卖淫女,又长得漂亮,我确实是想要她做老婆。也没想过把她再介绍给谁。跟你律师不会说瞎话。

我知道,派出所是否有过要张某交罚款,这件事的真假是难以查清了。

另一辩护律师很谨慎:这个案子太大了!

从看守所出来,我立即找第二被告的指定辩护人,希望勾通一下意见。毕竟,在同一个法庭上,两个律师的辩护口径一致,那么辩护的份量和力度将大的多,辩护成功的希望也大得多。

见到该律师后,我先问其对案子有什么看法。他说还没有什么明确的思路。我便把自己的一些观点介绍给他,征求他的意见。这位同行楞了一会,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这样辩恐怕不行吧?

我说:你能说说这样辩不行的理由吗?

对方:我只打算作从轻量刑辩护,你的理由能不能站住脚,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案子太大了!

至此,我发现这位同行属于那么很谨小慎微的人,跟我这种人不是同道。

道不同,不相与谋。我只好继续单独思考这个案子的问题。

最后定夺:无罪辩?还是轻罪辩?

又一次看完了全部卷宗的材料,首先考虑的方案是:如果拐卖妇女罪名成立,是否从认定的人数上减少一些。但涉案的十二名妇女,只有两名承认是被“骗”来的,但一个说是被张某骗去做老婆,不符合“拐骗”的特征。另一个说张某骗其去黄山旅游,仅其单方指证,可信度不高。所以我认定,仅凭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是难以认定张某构成拐卖妇女罪的。

既然拐卖妇女罪不能认定,那么,如果张某确有对该案中妇女有强奸行为的话,则不再是拐卖妇女罪中的加重情节,而应该成为独立的强奸罪。

本案中,X女作为精神病人,如果张某明知其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则无论该女同意与否都构成强奸罪。但案卷材料中并无精神病学鉴定书,所以尚不足以认定。而另一Y女称张某强奸了她,且有证人证言佐证,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只能勉强认定。

从公安机关办案的出发点来看,只要张某拐卖妇女罪名成立,且被拐卖的妇女多达十二人之多,那么强奸行为是否成立也无所谓了。所以,在案卷中关于强奸的证据并不充足。

明知无罪辩护不可行,那么就作轻罪辩护吧。虽然认定强奸罪的证据是那么单薄。

法庭上的交锋

检察分院公诉处的女处长亲自出庭支持公诉。

整个上午的法庭调查倒也平谈无奇。作为辩护人,我也只是将案卷材料中发现的一些对张某有利的事实发问了一下,以便于书记员记入开庭笔录。

下午的法庭辩论,张某自我辩护时,先自己提出了下面两个辩护观点:

一,这些女的被带过来后,看得上男方的就去,看不上的回头再介绍或者给路费让其回去,来去自由;二,有几个女的到现在还跟男方感情很好,已经不愿意离开男方了。

接着,我发表了辩护意见:

第一,根据《刑法》第240条第2款,被告人首先必须是以“特定手段”或实施了特定行为的拐卖妇女活动。这些“特定手段”或行为包括: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

但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张某的行为能符合“绑架”、“收买”、“贩卖”、“中转”、“接送”这些行为的特征。

至于张某的行为是否符合“拐骗”的特征,我们看看本案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一是X女称张某“骗”她要娶她做老婆,还骗她其家里有楼房,到了以后才知道上当。第二份证据是另一位Z女称张某说带其到黄山游玩,然后被骗到了张某的老家。前者只是一般的民事欺骗,跟本罪名的“拐骗”风马牛不相及。而且X女在公安机关“解救”前,一直跟张某生活在一起。所以,骗女人做老婆,跟刑法上拐卖妇女罪的“拐骗”不是一码事。而后者口供的可信度大大值得怀疑。因为作为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成年人,其与张某无亲无故,就那么轻信别人吗?在未加以求证之前,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是她自编自导骗人的假口供。

据此,第一份笔录与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罪名没有关联性,第二份笔录则具有不可信性。

其外,总不能因为有上述两人声称受了张某的“骗”,就推导出其他的十人也是被张某“拐骗”来的吧?这绝对是违背刑事诉讼的证明规则的。

相反,从本案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看,涉案妇女恰恰是在从无锡出发前就知道来安徽的目的,怎么能说是被“拐骗”的呢?

第二,什么是“出卖”妇女?“出卖”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出卖主体也就是得利者,出卖客体和购买主体。首先,我们通过案卷材料发现,本案中的所谓“出卖”行为,往往是男方拿出3000——5000元,女方拿了钱后,先分出2000-3000余元汇给女方父母或自己留下。很显然,如果这能算作被卖,那么“出卖人”只能是女方的父母或者她们自己。而张某为其垫付的差旅费则有权要求返还。至于张某事后所得与所垫付的费用有所超出,这并不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理由。其次,如果仅仅作为一件被出卖的客体,这些受害人对买家是根本没有任何选择权的。但本案的这些女子不仅有选择“卖”的对象的权利,并且还有权选择“卖”与“不卖”的权利。所以,指控本案的十数名妇女是被张某所出卖,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本案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所有的涉案妇女其人身均未受到任何强制,意志未受到任何违背。(由苏惠渔教授主编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刑法学》修订版提出,拐卖妇女不以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为前提。参见该书P603,本人不能苟同,因为不属于法庭辩论的范畴,在此不作赘述)。

公诉人对本人关于本案无证据足以证明张某对涉案妇女实施了“拐骗”行为,未再进行实质性的答辩。继尔提出被告收了钱,且有讨价还价行为,完全符合“出卖”特征。本辩护人以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进行答辩,认为属于最高法院所界定的借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

最后,我提出本案认定拐卖妇女罪,证据不足。至于张某强奸Y女,因为拐卖妇女罪不成立,应作为强奸罪认定。

公诉人很生气,我的同行很受伤

第二被告的辩护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十分的谨小慎微。估计他的主要辩护观点就是,他的当事人是从犯。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很小心的人,却在刚开口辩论的时候,因为口误说错了一个法律术语,被公诉人紧紧揪住不放,严厉呵斥。

该律师辩护的本意大概是说:他同意公诉人对本案性质的认定,但第二被告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应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但天知道这位老兄怎么会冒出一句:本案只有三个人进行了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所以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条件。

公诉人听到这里,未经主审法官许可(审判长在干什么,回头再叙),立即声色俱厉地指责:作为一名律师,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不懂,还如何为当事人进行辩护?建议你回去好好学习刑法知识,看看共同犯罪是否需要三个人以上才能构成。

该律师立即面红耳赤,结结巴巴的分辨说:我本来想说的意思是不构成犯罪集团(又犯了一次错)。

事实上,我知道该公诉人在前面与我的辩论中,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气,正没地方发泄,你这不是正巧送上门了吗?

呜呼,我自以为自己办事一向谨小慎微,但过分的谨小慎微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

审判长的一段话一波三折

下午刚开庭,我就注意到审判长已经脸红红地闭着眼睛斜靠在椅子高高的靠背上。我想:这位法官大人中午一定老酒喝多了!闭目养神的样子明显是不耐烦辩护人这样当真地为被告辩护。但这毕竟是一起死刑案件,人死不能复生啊!

不管这些吧!该如何辩就如何辩。

因为辩护人在法庭上的发言,书记员总得如实的记录下去。

再者,把问题辩清了,如果是一位真正有责任心有良知的公诉人,也总能意识到案件存在的问题。甚或对公检机关以后办理类似案件哪怕有一点的警戒作用也好。

当然,另两位法官也在似听非听,主审法官插话很少。

两轮辩论结束,想不到审判长的反应出奇的快,马上坐直了身子,走完了最后程序,立即宣布闭庭。

更想不到我以为一直在睡觉的审判长,说了一段一波三折的话:

“其实我很同意你的意见……”我望着他,被告人张某也一边被带着往外走,一边像抓着了救命稻草一样回头望他。

原来他并不是真的在睡大觉,我想。

“再加定强奸罪,实行数罪并罚”。审判长看了看正被带出法庭的张某,补充了一句。

被告都被带出去了,我也以为他不会再说什么了,正收拾材料准备走出辩护席,想不到这位审判长又补充了一句:“不行的,这是已经定了的案子”。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倒没有正面看我。

不知他是看我辩得如此辛苦,给我打气呢?还是说在我这类案子上卖力,不知轻重?

回头从好处想一想,或许这位审判长闭目养神,倒正好可以保障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了,这也不至于开罪公诉人嘛。呵呵。

张某被执行死刑前大喊:死得亏!

随后不久,判决书下来了。我去看守所会见了张某。这时的张某已被戴上了沉重的脚镣手铐。张某苦巴巴地望着我:律师,我真不是那种很坏的人!如果我真的是那种坏人,判我死我才不亏啊!

我只好说,我帮你写份上诉状吧。

张某想让我继续做其二审辩护人。我告诉他,我要去外地了,你让家里找个别的律师试试吧。

我知道张某凶多吉少!

大约三年后,我回到老家,碰到看守所一个熟悉的警官。正好他是管张某号子的。问起这个案子,那位警察说:张某前年就被执行了。唉,这个人被执行前那个哭哇!一连声叫着他死得亏死得冤。说着连连摇头,似有不忍。

也许,对这类无力回天的案子,律师还是别辩的好,就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吧。辩了,他认为自己应该无罪或者罪不该死,反而死得更痛苦。

再后来,我的一位朋友调到张某案发的辖区派出所。我问他对这个案子知不知道一点情况。他说,这个案子我调过去以后听说过,大概是属于“放鹰”吧!

放鹰,就是说那些涉案女子和张某是合谋诈骗了!虽然材料里没有透露出一点“放鹰”的迹像,但这么一分析,案子里的很多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案发当地老百姓说张某与这些女子一起下馆子,一起住旅社,甚至打情骂俏,作为诈骗的同谋, 有这些行为就合情合理了。

其次,她们所谓的“找婆家”,其真实意思应该都心知肚明是指“放鹰”了。也正因为身为同谋,在不少人所作的笔录中,就难于找到她们指证张某罪恶的言词。

可惜的是,办案机关对这些女子只管“解救”了之,而不去深挖案件真相。否则,张某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凭着小聪明耍一些小钱,反搭上了卿卿性命。

经过佘祥林案等一批冤案得以处理,相信在今后,这样的事会发生的越来越少了!

(以上凭记忆整理,细节上会有出入,辩护观点也仅是大体意见,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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